正如费孝通说的，乡土中国是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的，中国经济的希望也将从疫后荒芜的田野中生长出来。她既不靠万年大计，也不靠百年规划。她是卑微又伟大的民间烟火，是点滴又浩瀚的百姓日常。她是在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什么比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幸福喜乐更能让人称之为“人民至上”呢。

半年过去，疫后经济复苏低于很多人的预期，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但是，在这等待的半年中，也出现了几个令人惊叹的出其不意的亮点。其中，淄博烧烤是第一个引起全民大狂欢的热点。我在《淄博烧烤、消费型社会与服务型政府》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认为在当前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消费和内需重要性的政策背景下，淄博烧烤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在当前财政全面吃紧的情况下，一个过去素以重化工业著称的工业重镇，竟然可以靠烧烤一个看不起的小餐饮业把财政收入排名提升了一个档次，不得不说很了不起。要知道靠消费拉动的税收收入，是高质量的财政收入，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持久性。

淄博烧烤不是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而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是复杂经济系统的一种“涌现”。但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当看到淄博这片民间土壤中生长出团团篝火后，当地政府不仅没有以各种名义管制规范而导致熄火，而是快速找到了自己的角色——麦田的守望者，城堡的守夜人。我说的淄博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模板就是：消费型社会+服务型政府的完美结合。如果没有政府的转型——所谓治理现代化就是从高高在上的脱离群众，到躬身入局以一种平和谦卑的姿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淄博烧烤的火爆。政府的这种姿态，也让每一个淄博人充分参与进来，拥有了主人翁精神。这就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力量，她在对社会的尊重中激发了社会的力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淄博烧烤之后几个月，在中国足协几乎集体腐败，官方足球近乎停摆的情况下，贵州村超横空出世。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国家投入几万亿元最终却腐败、假球、黑哨乱相丛生的产业，却在贵州农村点燃了激情的熊熊烈火。来自各行各业的各村球员，虽然一开始可能因为没有系统性训练踢球动作略显生涩，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球员踢的越来越自信，比赛越来越好看，场面也越来越火爆，秩序组织的依然非常井然有序。场地是开放的，不像中超那样在比赛场地和看台之间竖着高高的铁丝网；比赛过程中也从没出现冲突，裁判也专业公正执法......这一切，表现的都是现代足球联赛的水准。

当前，中国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简单经济体，这四十年一直在进化。如果不能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后发展时代，还拿着高速发展时代的思维来理解中国社会，制定线性命令式的政策规划，就会出现巨大的偏差。所以今天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今年我们增发了那么多的社融和货币，放了那么多钱，但是经济复苏仍然不尽人意，甚至不如疫情封控期间。答案很简单，钱是放出来了，但是要看放到谁手里。放到躺平、贪腐、浪费、重复建设、形式主义的人手里，自然形不成经济复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如果钱在老百姓的口袋里，在民营企业家的口袋里，就会形成最有活力的消费和投资。韧性还是来自于市场经济，分布式治理，用市场机制动员每一个卑微的力量汇聚成河，大国经济优势才能彰显。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三年疫情，消解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存在感。学习的价值，事业的价值，婚姻的价值，生育的价值，甚至是生命的价值，都处于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下的迷茫与焦虑中。

好在，先是淄博烧烤，彰显了中国社会底层的消费活力和地方政府的开放和包容。作为麦田的守望者，淄博政府在各方面都拿捏的很好。既没有过度炒作，当做一时的政绩搞形式主义，也没有将基层力量的崛起看做不稳定因素而各种规范整肃，而是默默的跟在市场和企业的后面做好公共服务工作。治安，环卫，交通，环保，在由于需求量井喷而短暂市场失灵的时候适当补位，利用基建优势完善基础设施，几乎完美的践行了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我跟淄博领导也交流过，他们深知流量红利的短暂，早就做好了热度退潮后的各种准备工作，将脉冲式的流量红利转化成淄博长期的品牌和产业优势。

贵州村超更是令人振奋。贵州村超横空出世，惊艳世界。没有足球明星，没有足坛名帅，没有豪华球场，没有上亿年薪，没有海参和鲍鱼，只有自由奔放的热情，发自内心的热爱，无私奉献的乡亲，宽容大度的政府，这一切却将官方投入几万亿元却无法燃起一点小火苗的事情烧的轰轰烈烈。权力和钱并非万能，内心真正的热爱和对个体自由的尊重，才是一项事业成功的根本。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要与过去的发展模式告别，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刺激政策的选择上，中央表现出了一贯的战略定力，很多人不理解。当淄博烧烤，贵州村超涌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中央表现出的定力，很可能在“下一盘大棋”，那就是：管住政府的有形之手，静候市场和社会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出新的花朵。当然，伟大无法计划，开出的花朵似乎也只有几朵，但是要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是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不能只是将权力关在笼子里，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比如统筹解决地方债务风险问题，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问题；重建外交智慧，多与现代国家做朋友；社会保障兜底，不能让转型中失去生活来源的人无法生活；更注重长期制度建设，我们有太多的领域需要补上法律空白；完善官员考核制度，要让有干劲，有能力，有现代治理理念的官员担负核心职责，杜绝形式主义，尸位素餐，等等。我们相信，只要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都不缺位，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间，也就是最希望的时间，是即将步入高质量发展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时间。

（赵建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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